「 香港和台灣，在我眼中是有高下的。
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在當時我是可以乾脆認同的；說台灣也沒有值得一提的文化表現，我十分猶豫。
盡管我有頑固執拗的信念相信我們的文化在華人文化圈中是最優越的，但要說我從沒被台灣流傳過來的東西打動過也太不憑良心。
……
甚至那些台灣商人，也比香港商人多一些豪氣，喝起酒來很仗義，當然也沒準兒我接觸的那幾位正巧都是黑道來的。 」——王朔：《我看大眾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噯，給個實誠話唄？我瞧這香港資本家台灣土老闆，在你們的影視劇裡，都是些拆散農村青梅竹馬，給時髦女青年下藥的貨色？
那在你們眼裡，香港人和台灣人，到底哪個比較壞？」
仗著三分酒意，打著京腔，在北京朝陽區胡同的某家小店裡，我跟一群北京電影學院剛畢業的大男生提了個小小好奇的問題。
……
1999年，秋天，北京。
帝都正沉浸在申奧的熱烈情緒中，全城大興土木，四處可見拆遷的老胡同與舊大院。
十年前那場讓全世界揪心的動亂，彼時已完全看不出任何痕跡了，物理的，心理的，都沒有。
香港電視圈高層工作多年的台灣老友，在北京自立門戶，開了家傳播公司，招募了一群剛從北影畢業的大男生；找了我去上「內容營銷」課程，也找了一位她在香港的多年好友，一位在TVB與邵氏片場實戰出身的女生來上「製片實務」。
授課時間是一週，七天下來，朝夕相處，讓我們混到像爺們了。
除了香港女生因為聽聞我在1987年就參予過香港的拍片劇組，堅持要叫我「師兄」外，也聽聞了小朋友從已投入崗位的北影學長姐們轉傳而來，關於第五代導演在片場的一些風流八卦。
聽著聽著，透著些熟悉感，才意識到這些情節在10年前台灣新電影運動時，全聽說過，只是人物場景換到北京橫店蘇州，言語行徑更為驃悍潑辣直白。
課程上完，要打包回府的前一天晚上，小朋友好意，在帝都東城的某家小店，幫我與香港女生餞別，說是謝師宴。
酒接三巡，菜過五味，我忽然念起多日來的疑想，遂開口相問。
被問的小朋友有些猶豫，看向香港女生，那女生也趁興，說噯噯噯是啊到底哪個比較壞？
小朋友啜了口酒，嘆了口氣：
「老師，老實說唄，你們台灣人，在我們眼裡…」
說話沒結巴，就是跟說相聲似的，故意停了一下，準備抖包袱，也許是北影必修的共同科目。
「真是要比香港人來得好些。」
小朋友笑得小壞。
我轉過身去，端起一杯燕京啤酒，學著看來的樣板戲段子，對香港女生說：
「師妹，要不是有妳們香港人墊底，我們台灣人就直下到第十八層了！這杯酒，我代表台灣人感謝妳。」
香港女生畢竟是邵氏片廠混過的，馬上接招，也鄭重起身，端起啤酒回敬：
「師兄，能為台灣人墊這個底，是我們香港人的榮幸。沒關係，你們儘量踩，下頭還有我們，應該的！」
小朋友們爆出大笑，然後大家就嘻嘻哈哈，喝酒喝酒過去了。
……
很多年後，當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香港街頭的肢體衝撞與催淚煙霧時；
忽然想起，同樣是秋天晚上，兩個南方人在北方小酒館的醉鬧嘻笑中，那個彷如咀咒般的，應許答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