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hinker in the street

「不能談過去，那談談未來吧？」
「妳知道，我們是不可能談論未來的。
我們能談的，只能是憧憬與想像，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畫畫與創業，或有三事類同：

一．實踐
心中萬千影像，不如手上一筆一紙。
一群人在公司裡討論，分析，規劃專案三年，何如一個人辭職創業。

二．實證
紙上第一筆的位置，便決定這畫結構佈局一大半。
創業時的理想是否可行，放到市場上，就知道方向對不對。

三．實驗
一張畫，就算結構佈局對了，再來每一筆都是測試調整，讓畫隨著當下的處境感受「長」出來，而非列印。
創業初始，很少有一步到位的事，只能確認方向無誤，「trial and error」。

「安藤君，陛下の軍隊を私するな! この石原を殺したければ直接貴様の手で殺せ！
安藤君，別私自動用陛下的軍隊！如果想殺掉這個石原的話就直接用你的手吧！」

—-石原莞爾．1936年2月26日，對率兵衝入東京陸軍參謀本部，拿手槍指著他的安藤輝三大尉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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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和平，不建立在防守者的一廂情願與攻擊者的善意保證上，而在於攻擊者的條件與能力是否到位。
攻擊者要發動攻擊，須要四項因素：

一．正當性
通常是委屈與恐懼，如「莫忘國恥」，或「民族已到了最後的關頭」；若能帶上光榮，如「民族的偉大復興」，那就更正當不過了。

二．可選擇性
攻擊通常是最後手段。除了攻擊，有無其他成本更低，效益更高，一樣可達成目的的手段？

三．可能後果
最可能的，最後的結果，我承受的起嗎？是我想要的嗎？

四．攻擊者的能力
我目前的能力足以讓我完成目的嗎？

如果上述四項條件具足到位，任何一位英明領袖都會發動攻擊，不管說過什麼話，簽過什麼協議條約。

同樣的，防守者若真心想追求和平，只能努力的，讓攻擊者上述四項條件無法成立到位。

1936，昭和十一年，2月26日清晨，東京都大雪。
一場失敗的兵變，讓一個國族更加堅信，為了國族的生存與光榮，他們迫切必須，也當然有能力，去攻擊佔領另一個國族。

「 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
……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但此說初聽之甚駭人聽聞，其實現在我們何嘗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後再去愛之。」

———孫文．於國民黨一全大會

「媽，妳阿擱會記哩抺？我國小彼當時，繪圖比賽，我嗯知欲繪啥？妳甲紙剎來，用尺繪線，叫我用蠟筆糊青紅色交出去？」
在台大醫院，陪著年邁的母親掛號等候時，我忽然想起多年來的一個疑問。

1968年，作為天子腳下的士林鎮，不歸台北市，而是由黨國直屬的陽明山管理局所管。
我一生中僅有的一張畢業證書，便是由「陽明山管理局-士林國小」所核發。
一年級時，全校舉辦繪圖比賽；據說是為了向當時駐在的美軍顧問團表現自由中國的開放風氣，這次比賽沒有主題，全校自由畫。

自由畫，就表示不知道要畫什麼？當時才一年級的我，遂在母親的雜貨店裡纏著母親，問她要畫什麼？只想交差了事。
「有喔…」母親居然記得這事：
「彼時你底店裡吵，士林婦女會的主席擱來找我，叫我作總幹事，都愛入黨。」
母親的回憶似有斷裂，但卻記得一件事：
「啊你彼屆，咁不是拿到全校第一名？」
「是第二名。」我笑得尷尬。

彼時，我莫名其妙成了全校第二名，與第一名一起參加全國大賽。
第一名拿了全國佳作，我則沒有下文。
奇怪的是，我反而有種慶幸與鬆了口氣。
心知肚明，我只不過是個冒牌貨。

母親情急下畫了幅草圖給我塗色，我依樣葫蘆，填了張中華民國國旗交上去。
那個時代，大概沒有老師，看到學生交了幅國旗，敢不給高分的。

此後三十多年，我再也不曾拿起畫筆。

「所以，你在一個地方有麼多影像與回憶，那你究竟看到什麼？」

「流動。」

第一次感覺到時間的不同，就是空間的不同，是十四歲送報時。
彼日，身體不適，一早該送的報拖到下午才送。那是從羅斯福路/ 浦城街口，到溫州街到台大校園內校長室的三百多份報紙。

下午三點，踩到浦城街口時，當下楞住…
人聲喧嘩，車馬雜踏，那是一個不再認識的地方。
也就是十個小時，時光荏苒，就失去了一個熟悉的世界。

很多年後，一位去國多年的好友說，他想回到在異鄉時時懷念的台北，忽然想起這事，遂彷如帶來訃文的信差，輕聲告訴他：「你懷念的那個台北，已經不會回來了…」

我們那些因著經歷而信以為真，且為之悲喜的事物，說到底，只是刻舟求劍。

當如同初識者跌跌撞撞，摸索著相同門牌在不同光線下的陌生記憶，而將報紙送完時，回首長街，已然暮色。
長街流光璀燦，如同潮汐般，將我們身負的，不捨的重擔與記憶，沖刷到彼岸。